曾幾何時，「豬頭」、「笨啦」等話，不再被視為一種語言的侮辱，因為連師長們也很習慣用這一類的辭句；曾幾何時，語言上的恭謹與精確，在我們的社會中已被當成一種過時的教養.....
七年前的有一天，我去探望一位朋友，應門的是朋友家六年級的二女兒，她為我開門時，我探看內屋，順口問了一句：「姊姊呢？」小主人俏皮地仰起美麗的臉蛋，笑眼盈盈地回答我：「死了！」
我雖非食古不化，卻也一時迎戰不了這種新新語言，腦中找不到一句合適的話，用以回應眼前這個孩子自覺頗具幽默感的話語；這是多年來我頭一次感覺到，即使父母都重視教養的家庭，孩子的語言習慣也受到大環境極大的影響與拉扯。
又過幾年，當我們再度回到台灣時，這種語言的震撼更加緊密地發生在日常生活中。
老大在第一天上學回來的晚餐桌上，苦笑著對我們描述她的驚訝。
她說，當她回頭對坐在後排的同學微笑時，她的同學面無表情地問道：「妳不覺得自己這樣沒事亂笑很白癡嗎？」
其後孩子們也漸漸接受了「豬頭」、「笨啦」這一類的話，在此地是不能被認真地視為一種語言的侮辱，因為連師長們也很習慣用這一類的辭句，說的人不僅沒有惡意，甚至在某一種更粗糙的語氣與用辭裡，還夾帶著一種推心置腹的宣告：「我沒把妳當外人，所以我們不需要客套虛偽」。
曾幾何時，語言上的恭謹與精確在我們的社會中已被當成一種過時的教養，連語言素養應該最嚴謹的新聞報導也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語法、情緒與大量的贅詞，豪華地包裝著單薄貧乏的內容，看完一節新聞總讓人不禁興起一種疑問：「那位女主播到底在激動什麼？」
或是：「我們可不可以說得少一點但說得好一點？」
環顧現今的台灣，語言教育似乎總被狹隘地定義成「外語教育」，提起全民英檢，我們就會想起我們的語言教育，但是對於整個社會談吐品質的日趨惡劣似乎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擔心；我想誰都無法否認語言教育是智育教育的成果，因此只追求外語能力的增進，而忽略母語素質的提升，無疑是非常捨本逐末的教育方針。
如果我們同意「學貴乎慎始」這樣的說法，那麼我們就一定會承認家庭所能給予孩子的語言教育成效最廣、時間也最長，終究說來，父母才是那個真正的語言啟蒙師。
我一直都喜歡親近孩子，跟孩子們說話時我並不特別選用童言童語，也不投其所好的選用所謂的流行語，不管與我交談的孩子年紀幾歲，我總是像尊重一個朋友那樣尊重著他們，並且確定自己在跟他們說話的時候有口有心，專注地關心著我想談話的那個主題或想法，每次當我這樣做的時候，我就發現孩子也會以我投遞給他們的語言方式來回應我，即使是一個前一秒還在胡言亂語跟父母耍賴的孩子，也會轉換過他的說話腔調與態度，我因此完全感受到語言的確是一種「互動行為」。
我也曾看過很多大人們喜歡用言語逗弄孩子，他們看起來非常親愛，但孩子們卻往往在這種交談方式下，故意答非所問地耍起寶來，弄到後來一場談話不得不嘻鬧著結束。
在我的孩子小的時候，我每遇這種成人，便冒著得罪朋友之險立刻給予制止，我這樣做不只是為了自己的孩子，也在提醒每一個大人──我們都有責任為孩子們樹立一種良好的語言榜樣。
家庭在語言教育上所能有的影響力，除了語言習慣之外，更珍貴的是建立言談內涵的廣度與深度，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，一個家庭如果能在晚餐桌上跟孩子們以好的內容、精確優質的語言進行交談，對社會是一種很大的貢獻，而且在這種家庭長大的孩子，即使日後到了一個語言素質比較差的環境，他也已經有能力去區別好壞，以及穩固地使用自己的語言軌道來進行溝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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